有益的记录(代序)

--读吴钧的《陕北记忆》

莫伸

吴钧是我的老朋友。

和吴钧相识，是在《西安铁道报》工作期间。那时他是西安铁路工程系统的驻站记者。印象中，当时大家更愿意去各铁路运输分局的记者站，因为运输分局管辖的站段多，内容更丰富，这就使一位记者活跃其中的空间很大。相形之下，工程系统是专事工程建设的。在这样的单位里担任记者，内容单一乏味，且条件艰苦。

但是吴钧却长久地在工程系统驻站，而且在那里培养了许多基层工人通讯员。这些通讯员后来大都成长为各工程单位的宣传骨干，甚至成长为领导干部。

吴钧为什么长久地在铁路工程系统驻站?我不了解，感觉中是组织安排。直到这一回读他这部自传体的生活记忆，才恍然明白，之所以如此，首先是他在当知青时，对陕北交通的闭塞就有至深的体会，而且他当时就主动报名去梅七线当民工修铁路，并由此融入进了工程建设队伍；之后从这里起步，被招工到铁路工程队当工人。回望来路，不能说完全没有偶然，但更多的是必然。

读完吴钧的这部书稿，我感受很多，但是最突出的感受是两个字:真实。

我和吴钧有相同的经历，都当过知青。并且都是在陕西当知青。其他许多地方--比如北大荒兵团、云南知青农场--在那些地方，知青都是在大集体中生活和劳动，所以称呼起来，常常是兵团战士或者农垦工人，但是在陕西当知青，则完全是入村进组，是真正在农村中安家落户。“文革”结束后，知青文学曾经盛行了一阵子。如果细化一下，知青文学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兵团和农场生活的;另一类是直接写知青在农村生活的。回过头看，由于生存环境和生活体验不同，两类不同的知青文学各有特点。如果论起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熟悉程度，陕西这样一种直接在农村的落户者无疑更有优势。

吴钧是在陕北的洛川县插队。从行政隶属上说，洛川隶属延安，应当是地道的陕北。但洛川处在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的交界地带。自古以来，关中平原就是帝王之都和富庶之地，文明程度也就要高一些。文明程度高是一种巨大的吸引，所以洛川无论文化、民俗，还是语言，都更多地靠近关中。尽管洛川的语言中也有陕北的“白格生生”和“蓝格盈盈”，但更多的却是关中的“科利马嚓”和“乱麻古咚”。

吴钧在这样一个相对多元、也相对复杂的环境中生活，感悟和接触就更多。

阅读吴钧这部书稿，我深深地感觉到他对生活的熟悉，也深深地佩服他捕捉生活的敏锐。和几乎所有知青写的回忆录都不同的是:吴钧也写了自己的经历和遭遇，但更多的是写当时的农村状况，是写最普通、最日常的衣食起居和乡风民俗。只需翻开目录扫一眼，就能够感觉出这部书稿的突出特点--“吃食”、“饮水”、“火炕”、“推磨”、“砍柴”、“箍窑”、“跟会”、“捉虱”……

埋头细读，你不能不赞叹，这完全是一部真实细致、绘声绘色的生活形态图。

更值得夸赞的是:他写彼时洛川农村的生活状态、生活习俗、生活事件、生活细节，都写得非常传神，非常生动。似乎是漫不经心的信手拈来，却有着那么强烈而扎实的原始质感。

其实，生活中从来都不会有信手拈来的成功。一部书稿越是从容自然，作者付出的劳动就越艰苦沉重。这完全成正比。我的感觉:吴钧这部书稿，是他长期生活的积累，也是他细致用心的捕捉，还是他对各种资料努力的搜集以及反复分析和思考的结果。否则，同样都经历过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就写不出来呢?即使用心地去写了，也为什么写得不鲜活、不传神呢?

每每看到吴钧写到的许多篇章，我都有一种如临其境的感觉。

比如他写农村的缺水:

没有经历过缺水生活之苦的人，是不大可能想象到什么是惜水如油的。洗脸水要留着洗手投抹布，第一遍洗碗水喂猪喂鸡，第二遍洗碗水留着下一顿饭洗头遍碗用，一丁点儿也不能浪费。

我们习以为常的洗脸，在这里竟然成为生活里最奢侈的事情。只有在重要日子来临时，孩子们才能像过节一样洗上一回脸。洗脸时母亲先在嘴里含一口水，先将水喷在大孩子的脸上，大孩子乖乖地将水拍匀在脸上，防止它快速流淌到地上。而小一点的孩子，会认真地用自己的小手接住哥哥或姐姐脸上流下来的水滴，将仅存的一点点水拍在自己脸上

记得插队那年的某一天，我们知青点发现水缸里泡着一只肿大发白的死老鼠，捞出后，大家明明知道这缸水已被污染，却谁也不说，坚持把这缸水喝完……

寥寥几笔，把黄土高原上缺水的状态如同图画一般，呈献在我们面前。

而他写染上虱子的烦恼，写农民和知青如何与虱子做斗争的机巧，也使我禁不住会意地发笑:

农民的战法不外有二:一种是将虱子抓住后，用牙咬死。他们认为虱子喝了他的血，所以要“讨还血债”; 另一种方法是将虱子置于两手大拇指甲盖间，使劲一挤，随着“嘎巴”一声，血尽虫亡。

后来，我们曾经和内蒙古及黑龙江生产建设团的战友交流过灭虱的经验，内蒙古的说，他们常常用硬物沿着衣缝狠命的砸;黑龙江的讲，他们将染上虱子的衣物放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下拼命地冻。

细节虽小，但不是亲身经历，是完全虚构不出来的。

虱子是一种生命力非常顽强的小动物。在我们当知青的年代里，它几乎无处不在。当年我是在宝鸡秦岭山区插队，距离洛川很远，但是对付虱子的方法却完全相同。尤其是吴钧写到对付虮子(虱子的卵子)的办法，是用篦子梳头。这种方法我没有上升到自觉实践，却也下意识地经常使用。至今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宝鸡家中。随手拿起篦子梳了一下头，顿时落下两只虱子，在桌上乱爬。

阅读吴钧的这部书稿，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与我下乡生活的相同，也明显地感觉到他下乡生活的独特。与同类书稿不同的是:吴钧写得很平实，很朴素。他没有对曾经的青春岁月高谈阔论，也没有对以往的知青生活理论剖析，他只是非常真实、也非常客观地在讲述自己的一段人生经历，但恰恰是这种心平气和的讲述，使得这部书稿具有了史料的力量和认知的价值。坦率地说，人是很容易遗忘的。无论美好还是苦难，只要走过了，也就丢失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是什么样子，农民生活是什么样子，农业劳动是什么样子，很多人即使亲身经历过，现在说起来也都有一种隔靴搔痒的疏离了。真正的记录，是需要有心和用心的--就在认真阅读吴钧这部书稿前，我回了一趟当年插队的小山村。是清明期间，天下着小雨。山区海拔高，温度低，尽管我穿得并不单薄，却仍然感觉冷，以致晚上睡觉前竟打开了电热毯。第二天早上醒来，睁眼看着天花板，突然一阵惶惑:当初我在这里插队时，冬季临睡前照例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把水桶里的水全部倒掉。因为一旦忘记倒水，第二天水桶里的水就结成了冰，而且不是薄薄地结一层，是连底冻实。

那时候，温度实在是太低了。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留下寒冷的感觉?

努力想，仍然想不出。时间这只大手太有力了，它轻轻一抹，就让你失忆。

事实上，每一件生活琐事都必然与社会大事联系着。只是这种联系并不直接。比如吴钧写到当时陕北农村的耕作状态基本上是“广种薄收”，是用大量增加耕种面积的方法来增加产量。结果使得沟沟壑壑、渠渠坎坎，全都种上了庄稼。这种漫山遍野的开荒种地，付出的最大代价是破坏了植被，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凡此种种，能说是小事吗?倘若统统遗忘，若干年后，人们会不会去重蹈那些不该重蹈的前辙?

有一个细节，让我倍加感慨。吴钧写到，为了消灭跳蚤，当时他们不仅使用六六六药粉，而且把不加稀释的、毒性极强的敌敌畏药液直接撒到土炕上。直到后来听说邻县卫生局的一位领导下乡，因不堪跳蚤侵扰，将敌敌畏直接抹在自己的皮肤上，结果患上白血病而撒手人寰，从此才停止了这种冒险行为--当我读到这一段时，闪电般地想起了一位医生兄长给我讲述的往事。20世纪70年代，他在榆林当医生。有一天医院接到一位垂危的病人，用尽手段，却始终查不出他到底得了什么病。谜团最终还是从虱蚤之扰上解开的。原来这位病人为了消灭虱子，用敌敌畏洗裤子。洗完后他没有投洗彻底。结果穿上裤子劳动时，汗水和裤子粘在一起，那些残余的敌敌畏就通过汗水与搔破的皮肤接触，最终渗入血液，导致他丢掉了生命。

应当说，有许多事情，凭想象是完全想象不出来的有许多生活常识和生活经验，凭理论是完全讲述不清楚的。在中国这样广袤而又文明程度不同的土地上，讲述经历，讲述往事，其实就是在传播知识。非常可惜的是。那么多上山下乡的知青都在讲述，但讲述的层面大都停留在共性上，而像吴钧这样脚踏实地的讲述生活:怎样储水,怎样箍窑，怎样做饭，怎样耕作……实在是太少了。

最后，我想引用吴钧书稿中的一段文字:

若千年后，由于职业的关系，我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但无论是穷乡僻壤，还是市井街巷，包括两次回村，令我困惑不解的是，在陕北与我形影不离的虱子，却无影无踪、近乎绝迹了。

之所以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他的惊奇，也恰恰是我的惊奇;而他的困惑，也恰恰是我的困惑。从70年代走出农村以后，我已经记不清回去过多少次了。起初回去，每次睡觉都从头到尾脱个精光，把衣裤挂在一根吊绳上，以免染上虱子。但是从 90年代开始，虱子渐渐就没有了。尤其是进入 2000年以后，我去过许多农村，都是直接住在农民家里。有陕北的农民、关中的农民，也有陕南秦巴深山中的农民，但是却再没有染上过虱子。

不仅如此，那令我们恼火万端的跳蚤也同样绝迹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起初我在想，是不是今天农村中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远比从前大，所以消灭了这些小动物?但是再想想，不对。农药和化肥从来都是上到地里，而不会洒在家里。如果是由于这个原因，那当初我们在城市里，根本就接触不到农药和化肥，为什么也没有跳蚤和虱子呢?

小小动物的消失，原因何在?吴钧做了很有说服力的分析:“究其根源，虱子的存在还是经济水平落后、生活条件恶劣、人们不讲卫生造成的。”

这个回答是否全面，是否准确，也包括虱子现象能够折射出来的社会意义，是不是值得生物学家或者社会学家去进行一些了解?去进行一些思考和总结呢?

五味杂陈，色彩万千，这就是人类的生活。这生活需要开拓，同样需要记忆。吴钧费心费力地做了这样一项工作，而且一做就是十余万字，我只能说:了不起!

谨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2021年4月7日星期三初稿

2021年4月22日星期四修改

(莫伸，原名孙树淦，江苏省无锡市人。中共党员，一级作家。曾经在农村插队，当过工人，做过记者。1980年毕业于中国文学讲习所。曾任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出版个人专著20余部，创作的影视作品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