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方志横及百科，包罗万象，上承国史，下联家谱，等同于一个地方的正史和一定族群的宗(族)谱。方志与国史、宗谱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历史文献的三大支柱，数千年来，共同承担了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

中华民族有修志的优良传统。春秋以降，志书篡修向来受到官府和士大夫阶层的重视，盛世修志遂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志书种类逐渐增多，在传统的地方综合志书外，又出现了众多专门志书。正是历代相沿的修史基志活动和不同类型史志杰作的不断编成，祖国山河的壮美面貌、中国历史的演进轨迹、华夏文化的深厚底蕴、世俗生活的生动情态、人物俊杰的崇高品行、环境生态的沧桑变迁、宗教文化的盛衰兴革·....·才得以被记录并保存，从而为后人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和不断开拓的精神动力，启迪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规避乖谬、创造辉煌。华夏文明也正是在这种继承与发展中得以薪火相传、康续不绝。

有史以来，编基方志为名山“树碑立传”并不鲜见。作为比肩五岳的“大岳”，又是海内外最大的真武租师道场，武当山自然不会被漠视。从元代到20世纪末的数百年间，或地方政府，或达官显宜，或文人者宿，我高道大稳，共为武当山编幕志书近30种，篇幅逾千万宇。其中主篇者为高道仙真的有元代刘道明、明代任自垣、清末民初的王理学等。举凡武当山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山川、形胜、特产，习俗、道救以致百姓生弃之状观、官吏抚治之业绩等，都是这些志书记载的对象。这些志书兼具综合志、名胜志和常教忐的特征，内客广博且体例井票，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和学末价值，值得珍存和研究。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长期以来，武当山之所以被世人潍常，受五洲膜拜，除了其具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武当山道教名山的天资与地住。作为多神教的中国本上宗救，道教孕育运潮上古，黄帝为其公认的始祖。殷商、西周时期，其礼祀的神衣系统已基本究备。春秋、战因时，道救的早期形态一方仙道已极为盛行。玄武崇拜大抵心形成于这一时期 --屈原《楚辞》之《远游》篇有“召玄武而奔属”之话，证明楚地信仰玄天上帝的温鹏最晓出现于战国时期。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武当山成为了众多阴阳家、玄学家的向往之地，同时成为道家修行炼性的理想之处和追求长生者的福居之所。汉代，以黄老哲学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道救正式形成，且没步行化成为支持古老东方文明的三大思想支柱之一。以雄峙中原、通联四城、山水清出的武当山为滥床，武当山道数大抵也在汉代以后逐渐形成并发展，直至明代达到顶峰。武当山历来尊常、膜拜北方玄天 上帝，宋以后称真武大帝。到明代，随着武当山道救地任的空前显赫，真武成为武当山乃至天下道救最灵的种。正如万历年间那阳抚台董裕奏章所称:武当山“磅聘八百里，有入官、三十六岩。自成祖修建，为国家祝圣析年之所，其山最脏，其神最灵”。其时，上至九五之尊，下至升辛小民，举国“祀此福”，祈求“四时康泰，国祚绵长，凤调雨顺，灾害潜消，福国鹿民”。武当山也成为天下名山，被盛赞为“天下第一仙山，豆古无双胜景”

纵说武当山道报的发展历史和基本形态，我个人认为。其具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

一一武当山道教始终坚持爱国爱教传统，践行“位国扶命”教旨，遵循利世济民的救理救文，顺应潮流、适应社会的同时，担负起为国祝整、替民新福的责任，为国家平顺、社会和谐做出了应有的页献。在生灵涂炭、强寇入侵的非常时期，武当道人更能挺身而出，匡扶正义。如现代，或当山道总徐本善带领道人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三军为穷人打天下;抗日战争时期，武当山道人赵元亮、虎高成等，上马杀敌，下马修道。他们的事迹无不体现了我当山道救一贯追求的“护国佑民”宗旨。

——武当山道教历交悠久，薪火靡续，与国家政权联系繁密而长盛不表。远古洪荒时期，武当山已经有原始形态的道教萌芳。东汉末期，张道陵租师创立道教后，武当山逐步形成了以奉祀真武大帝为主神的种灵尊崇体系。自唐选清，历代皇帝为保都武当山道救颁发“圣旨”200多道。即便是乱端不急、社会动荡的民国时期，蒋介石也曾两次手逾，命令地方保护武当山道救文物。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多次颁布文告，对武当山予以重点保护。时序逻递，乾坤转移，武当山道救千百年来有盛有衰，正是得益于国家政权的有力护持，最终能够行稳致远，历久弥新，保证了亥帝香大经久不息。

——武当山道教是真武信仰的集大成者，或当山是真正意文上的真武祖庭。真或崇拜在武当山渊源流长。至明代达到顶峰。清康熙时，川湖总督蔡毓荣在《登太和山记》中称;“太和山以崇把真武上帝，特称大岳。其兆灵北板，符协微名，实为我国家肇基王迹，皇上诞膺景命之祥也。”较准确跑说明了武当山在明代地位空前高蹈的原因，也简单梳理了真武之所以受到尊崇的渊源，特别是明以后尊荣空前的原委。正是国为真武信仰的领帅地位，使得武当山道救及武当山在国际、国内影响广泛而深远，以致玄帝宫观遍布宁内，真武信仰草敷五洲。据初步统计，到2020年，中国大陆有玄天上帝庙宇470多座，台湾地区有680多座，东南亚地区的新加破、马集西亚、菲律尖、印度尼两亚、泰国、缅句、老挝、越南等有230多座，意大利、日本、美国、法国等也有很多玄帝宫观，海内外玄帝信仰的道徒和信众多达数百万人。这些救坛无不视或当山道救为宗师，这些信徒总是以武当山为圣地。

——武当山具有完整的真武信仰体系。或当山道教保待了道救多种的特征，但崇祀的主种是真武。这一点鲜明地体现于武当山道救宫观的构建布局中一-武当山道救建筑群究全依据《元始天草说真武本传妙经》中关于真武修真的神话进行布局。《真武经》记载，真武大帝诞生于均州静乐国，在武当山修炼42年，功成飞升成圣《神)。因此，武当山道教首先在均州城建静乐宫，尔后，在从均州域到武当山天往峰顶长达140华里的建筑域上，依次建太子皱、龙泉观、紫骨宫、太子岩、南岩宫、梳妆台、飞升岩、郁梅祠、五龙宫、朝天宫、三个天门、太和宫全殿、以及琼台三聪等，一应建筑次第排布，无不与真武修真的神话相契合。这些宫观营造出纯粹而浓烈的宗教神话氛围，展现了源流清晰的玄武修真历程，为真武崇拜构建了宗教理想皈依和世俗情感引导的神圣殿堂。这也成为武当山区别于其他测天福跑的显著特征。

——武当山道教宫观建筑规模之宏大、结构之壮美，华世罕有其压。武当山道救肇船之初，道人们渠处穴居居多，也有宫观店宇。自康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在武当山救建五龙柯始，其后历朝皇室和黎民百姓屡屡在武当山修建宫观。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为答谢真武大帝“神脱”，从永乐10年起，组织全国30万军民夫匠，动用南方数省的财默收入，历时10年大兴土木，在武当山修建了9宫、9观、%座虑堂、72处坛店，共建店房2万多间，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正所谓“亿万金钱耗费时，人间构出调天奇”。官方特别是皇家以如此规模管造宗救场所史无前例，中外皆无，人言其“补秦皇议或之道，历朝罕见:张金购(金朗}琳宫之肚，亦环宁所无”毫不夸张。到21世纪初，武当山仍有保存较究好宫观庙宇近30处，庙房1182间。1994年，武当山道教宫观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宗教文化财富。

——武当道教的衍生文化丰富多姿。除前这道教建筑一包括其布局理念、营建法式、建筑材料等外，影响最区且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首推与本体关联紧密、蜚声中外的武当武术。元末明初的高道张三丰祖师在武当山栖居修道时，见雀蛇婚戏相斗而领生灵感，经反复球磨和刻苦研习，创主了武当拳:包括武当太极、武当剑、武当内家拳等。武当拳以外柔内刚为特征，具有强身健体、技击防卫学多种功能，受到道徒及广大世俗群众的喜爱，以致近世还逸普及而风行全球，与少标武术双峰并峙，成为中华武术两大门派，享“北重少林，南尊武当”之誉。其次是武当山道救医药。中国自古就有“十道九医”、“医道同源”之说o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道教与医药深度结缘且相伴始终，道救医药与世俗医药网生共长、和互借鉴，既融合趋同又保待自己独特的个性，成为中医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共网为民众防病治病、保持身心健康发挥作用。武当山道教医药在传统中华医药领域中独树一帜。历史上，著名的道救医药大家葛洪、孙思逐、张仲景、张三丰、李时珍等，都曾在武当山潜心研究医理，辩识药性，研制方药，悬壶济世。以《本草纲目》为例，该书记载了1800多种中草药，有420多种是季时珍在或当山发现采集的。武当山中医药一直传承不断，很多偏方、验方、秘方在当今医学理论与实践空前发达的时代肾景下，依然为群众防病治病发挥着独到的神奇作用。武当山道教衍生文化品类中，还有道教青乐、服饰以及诗词歌赋游记、书法绘画雕堂、圣旨教命、肆碣摩崖、种仙传说、民间故事等，它们各具风韵，不仅共同演绎了武当山道授的输丽，也在不同时期对一定范国内社会文化、民俗风情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武当山道教高道辈出，他们以自己的刻苦修持、深厚学养和对道载的不懈追求，为道教的传承、弘扬做出了卓越首献。如春秋战国时期的严长生、马明生、老子、尹喜等，两汉魏晋时期的诸葛亮、葛洪父子、陶宏景等，唐宋元明清时代的司马承慎、孙思邀、吕洞赛、陈持、张字初、张守清、太和四仙、张三丰、孙碧云、王常月等，直到近现代的徐本善、王救化、王光德、阮盛志、毛发顺等。这些高道大德虔诚修炸、潜心悟道、身体力行，从理论到实践，推动了武当山道救不断创新和发展。

——武当山道教文化内容博大、底蕴深辱，核心的如道救经典、救理授义，衍生的如音乐、科仅、功法、似范、教规、服饰、武术、医药，还有与武当山通救、武当山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学、艺术等，都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成为重大的社会科学研究命题。实事求是地讲，对武当山道救文化的研究还停留在浅表层面，还有许多未涉的堂奥和未尽的功夫。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妹论:武当山道数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

对武当山道教进行探究、分析，有很多途轻和方法，其中重要的是借助文献。志书是这类文献的一种，且因其全面、客观的品质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前辈先贤所修《太和山志》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局限，虽囊括全面却失于粗略，虽征引广博却多有诞妄，尤其是缺乏关于道救的详实记述。为加强对或当山道教的研究，透而促透其发扬光大，1984年武当山道救协会成立后，历届领导班子和道众多次动议，筹备端集武当山道救志，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行。2012年，道协领导班子因应社会委求和道众呼声，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亲件已经成熟，时不我待，应该抓紧时机编基一部专门的道教志书。于是，远建组织专班，聘请湖北省内一批沉潜武当山道救文化研究领域多年，慎研精恩、造诣深厚的专案、学者、高道等近30人编修志书。这些贤达凭箱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后世尽责的精神，对或当山道教文化的挚爱，对真武道场的钟情，不辞劳苦搜罗资料，认真仔细考订史事，殚精竭虑站构篇章，宇料句的雕练文宇，恪尽职守，百折不悔。武当山道教协会则在人财物等方面，为志书编修提供大力支持。经全体编慕人员历时8年不懈努力，五易其稿，《武当山道救志》终于聚然成恢，即将付梓。鹅成待刊之际，武当山道协和全体道众无不对所有编慕人员和为本志编修提供支持、帮助的单位及个人深怀谢忧。

作为专门志书，《武当山道救志》力求全面、系统记录武当山道教创立、成长、传永、弘扬的过程。但由于记事时间长，涉及领域多，内客涵盖广，编篡时间紧，众人协调难......种种原目，不一而足，难免使其存在史料有缺漏、考证不详实、取含未允当、体例有不和、文宇欠典雅等不足。期待志书出版后，能够得到各方专家和高道大德的指正，以求再版或续修时进行补芷而使其臻于完善。

修志旨在存史，更在于“资治”。对于《武当山道救志》而言，所“资”的是武当山道教的“治”--展示武当山道救的博大与绚烂，引起各界对武当山道教的兴雄与关注，促造武当山道教内部治理体系改善和治理能力提高，为武当山道教的待承与弘扬提供支撑，为武当山道救在新的历史时期服务国家、造福社会提供借鉴。志书还有一项基本功能:“救化”，《或当山道教志》的教化功用在于唤起全山道众的责任感、使命感，激发全山道众爱国、爱教、爱山、爱民的赤子之心，激励全山道众尊规守戒、潜心修道的自觉，启造全山道众体悟真请、精进道业的智慧，杨武当道救之正派，传中华文化之精髓。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度诚希望《武当山道教志》修成面世能实现“存史、资治、教化”目的，促遗武当山道救在未来与时俱进，在弘道的同时，为国家、民族、人民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是为序。

武当山道教协会会长  刘文国

202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