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中人的真情表达

——朱福生散文集《走天涯》序

2021 年10月29日，福生给我发来《老家记事》《走天涯》两本书的草稿，让我帮着“看看”“改改”。看着书稿，我不禁想起了我们相识、相知30多年的往事。

1989年9月，我到中共滦南县委宣传部工作，那时福生在县委办公室信息科，我俩工作中多有交集，很快就认识了。那年我23岁，福生22岁，都还没有结婚，住在县委办公楼后的职工宿舍。

第一次到福生宿舍，看到他的衣架上挂着一副拳击手套，我不由得眼前一亮，我上大学的时候学过拳击，现在看到他也喜欢，心里不免亲近。话题从拳击说起，我们发现，彼此的共同点越来越多，两人都是“体育迷”，除了拳击，也喜欢打篮球。

共同的爱好，把我们拉到了一起，逐渐地，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在他的铁架床上，我们曾多次拥被而卧，抵足而谈，谈工作，谈人生，谈文学，谈理想，有时忘记了时间，竟至东方破晓。

两年半后，我调离宣传部；又两年后，福生调离县委办公室，到滦南建设银行工作。1997年7月，福生辞职“下海”，到外地打拼。我们见面的机会虽越来越少，但心中的情谊，却没有淡漠。每当见面，还是一样亲近，一样热烈地交谈，只是福生很少说挣钱的事，我们谈的更多的，还是共同的话题，文学、人生、理想。

这次读福生的书稿，我深深地体会到，福生对写作、对文化的感情，一直没有改变，还是那么真挚，那么执着。近30年间，福生虽然身在商海，却一直保留着写生活笔记的习惯，坚持读书、写作，记录工作、生活点滴，记录自己内心的感受。“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福生的这种精神，令我发自内心地钦佩。

福生是性情中人，这是我们这帮朋友们的共识，朋友们之间也经常讲起他的逸事，如今读他的文字，更觉文如其人：

一是质朴率真。他没有华丽的文字，看不到所谓“修辞手法”“文学写法”，就是用普通的话语写普通的人、普通的事，近乎“大白话”。但就是在这样的“大白话”里，能够感受到他仿佛在敞开胸怀，倾心而谈，不做作，无掩饰，让人能够触摸到他的真实内心，读后有所触动。

二是重情重义。这在他的记述里比比皆是：在云南保山，他见“一位小伙子连续几次走上主席台，刮开整本的彩票，已经花了1000元”，作为销售方的福生却“内心颇有些不忍”,侧面提醒要适度购买，花钱要有节制，最后“赠送他一辆自行车，作为特别纪念”；也是在保山，除夕之夜，年夜饭无处安置，女店主请他和同事吃了一顿火锅，福生觉得“心花和天上的礼花一样灿烂”，认为“吃到了人间最美的美食”；在内蒙古通辽，福生结识了仗义的“三哥”，后来“三哥”替单位有所求，福生克服困难，千方百计促成，又约来“三哥”畅叙友情，尽了地主之谊；在波兰，福生结交了戴塔伍兹、托马斯、罗曼、皮特 、贝克等几位朋友，时过20多年，他早已离开当时供职的公司，但还在一直寻访他们。这些都是他情深义重的体现，是真实的福生。

三是对人有“同理心”。在保山，货运司机迟到，几乎误了大事，他“暴跳如雷”，“把司机骂得狗血淋头”——读到这里，我哑然失笑，这是他的“真面目”。但很快，他就觉得“道路不熟，设备不给力，也难为他（司机）了”“安排他去边上的排档吃饭”；在蒙古国，他对翻译金花虽然很不满意，却没有“一棍子打死”，最后给了不错的出路；实习生阿娜尔来应聘，虽不缺人手，但是他“被她们一家人的正式和真诚感动，对阿娜尔也隐隐产生了一种同情——在他们一家人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一家人的影子，看到了天下父母那一颗颗不舍的心”，最后留下阿娜尔，让她成为实习翻译。与人为善，能“将心比心”，正是福生的可贵之处。

四是有浓郁的文化情结。不管是行走在神州大地，还是寄迹域外，福生的关注点，总在当地的人文、历史、文化。在新疆，他探讨“新疆”名称的由来；在东北“林海雪原”，他细说“东清铁路”和小镇“横道河子”；在扬州，他记下了“文人笔下的扬州”“别样扬州”“史说扬州”，更记下了“鉴真纪念堂”“平山堂”“谷林堂”，记下了欧阳修与苏轼深厚的师生情谊；在重庆，他探究“重庆的前世今生”，细数清代王尔鉴的“古巴渝十二景”；在沈阳，他寻访“从‘盛京’到‘沈阳’”的历史，探讨“八旗”制度的兴衰和原由；在俄罗斯，他拜访伟大诗人普希金故居，背诵普希金的诗，通过给孩子起名，揣摩中俄习俗的异同，探究“彼得大帝其人其事”，观鉴俄罗斯在西方世界崛起的历程；在波兰的克洛科夫古城，看到大殿的天花板上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头像浮雕，发现“凡是女人的头像，嘴总是被一只大手捂着”，产生了古代“男尊女卑”中外相同的思考；在蒙古国，他深入研究蒙古国的国体和政体，探访蒙古族的寺庙、“母亲树”“母亲湖”，寻索“苏勒德”的由来，进而研习蒙古族的民风、民俗……，几乎每一个篇章，都有历史、文化的色彩，让人感觉他不像一个游历者和叙述者，而更像一位文化学者、研究者。

五是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在齐齐哈尔，他有关“署理黑龙江将军”寿山和“代理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事迹的对比，鲜明地表达了对两位爱国者的敬意，在沈阳“大帅府”的深思,更表达了他对东北沦陷那段屈辱历史的反思；在圣彼得堡“冬宫”的展厅，看到“居然有中国的敦煌壁画，还有好多中国__古代的珍贵文物”，感慨“真是‘落后就要挨打’，进而想到，原来文明的传播，不仅只有丝绸之路，还有战争和掠夺，只不过我们的文明以这种形式传播到这里，代价也忒大了些”，似是无心之语，其实是振聋发聩之叹；在韩国首尔“中央公园”，当看到韩国的民族英雄安重根的手迹，那一连串激越感怀的抒发，更是他内心爱国情愫的流露，而他在蒙古国参加中资企业商会，参与组织“中蒙经济论坛”，为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鼓与呼，更体现了他的现实担当和勇气。

十多年前，我曾评价福生是“最像文人的商人”，多年以后读他的文字，感觉福生身上这种“文士”的气质一点都没有变。“身在红尘，心在青山”，这也许正是我尊重、敬佩福生的个中缘由吧！

二0二二年四月八日